编者按

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访学期间，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助理高星林（我校研2001级校友）研修专业课程之余，从教育体系、社会环境、实践及转化能力等诸多方面，对荷兰之所以能孕育出蓬勃的创造力加以观察，并与多位荷兰企业家、学者沟通后写成此系列文章。中国交通报、《桥梁》杂志微信公众号刊载高星林的文章，现转发校园网，以飨读者。

我眼中的荷兰社会创新力（一）

荷兰，面积约为北京市2.5倍，人口约为广东省的四分之一(约1700万)。然而，在2018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排名世界第二。

荷兰的创新力指数高居前列，这背后源源不断的创新能量和动力究竟来自哪里？为何拥有这么多世界级的公司？如何成为高科技强国？为什么是世界上第二大农业出口国？为什么是世界最大花卉、种子、奶制品出口国之一？

2019年底，笔者来到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下称“TUD”）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旅程。借此机会，带着这些问题，也开启了探索发现之旅。

阅读了许多历史、地理，名人学者的游历文献，走访了多所当地大学和企业，参加了30余场演讲报告会，采访了诸多当地教授、学者和企业管理者，梳理出有关创新的关键要素，把这些认识和思考整理形成观察报告。通过这次调研，笔者不但回答了自己的好奇心，更觉得荷兰等欧洲国家的优良经验值得我们国家关注和学习。希望文章能对他人亦有所帮助，这也是我写作本文的初衷，幸甚至哉。

有关荷兰社会创新的主要因素，暂且归纳为：历史演变的基因和地理环境砥砺、教育体系培育机制、自由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可持续研究和结合实际转化的能力。

笔者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图书馆

历史演变的基因和地理环境砥砺

历史演变

大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特性的形成可以从历史和地理中寻出端倪。即中国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815年荷兰成立王国，1848年确立君主立宪政体，殖民统治维持了荷兰稳健的经济。二战后，荷兰逐步迈入现代化国家。期间，一些杰出学者的思想学说，对荷兰国民性格的形成、社会乃至全球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际法和海洋法鼻祖，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胡果•格劳秀斯（Hugo de Groot），其《海洋自由论》为当时新兴的海权国家荷兰，提供了法律原则的基础。现在的莱顿大学仍然是国际法和海洋法最富盛名的殿堂，（联合国）国际法院也设于荷兰海牙（国际法庭）。被誉为介于伽利略与牛顿之间重要的物理学先驱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他的无神论或泛神论性质哲学学说，对马克思等后来的哲学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是经典物理和近代物理间承上启下的科学巨擘。

地理影响

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东邻德国、南接比利时，西、北濒北海，海岸线长1075公里，属海洋性温带阔叶林气候。本土面积41528平方公里，其中1/4的本土面积低于海平面，素有“低地之国”之称，资源匮乏，自然条件并不优厚。

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是其两大著名城市。阿姆斯特丹位于艾瑟尔湖西南，英吉利海峡的东岸，是欧洲内陆水运的交汇点。鹿特丹位于两条通航大河（莱茵河和马斯河）的入海口，是濒海的绝佳位置。

在自然地理环境和重商主义思想影响下，17世纪的荷兰以商业称雄于世界。为了发展海上贸易，荷兰力兴航运和造船业，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荷兰政府通过创办规模巨大的特许股份公司，对广阔的海外商业空间行使专营权和统治权，其典型代表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其中，东印度公司最为著名(荷兰语VOC)，成立于1602年，1799年解散，是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也是世界上第一家发行股票的跨国公司。

为了公司管理和资本运作的需要，荷兰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第一家银行，并建立了期货交易机制。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随之而来的是国际清算中心、国际贵金属贸易中心、欧洲股票交易中心……极大的促进了荷兰货币的流通，有力支持了荷兰贸易和经济的高速扩张，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创造者。此后，荷兰人在北美的殖民地建立了一座城市——新阿姆斯特丹，并在那里开辟了一条街——华尔街（Wall Street），把现代金融体系带入了美国。

历史和地理在荷兰民族的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文艺复兴使西方人告别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加尔文主义为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整个荷兰大地，并开启了自由、独立和敢于抗争的民智。受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理性逐渐成为荷兰社会价值的基础，“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更是深植于国民性格中。历史和地理的影响成就了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创新的基础。

“做自己”式的教育体系

荷兰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强调动机、尊重个性。让孩子做感兴趣的事、擅长的事和适合的事情，让学习变成自觉。选择适合个性发展的教育，最大限度尊重独立个性和自我展示。

荷兰的教育体系总体分类分级如下：

荷兰教育体系示意图

第一是学前教育，零至3岁的儿童可以进入幼儿园，非必须。

第二是小学阶段，从4岁到12岁，共设八个年级。小学阶段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七年级的学生还必须参加自行车执照的考试。另外，所有的学生必须通过游泳考试，达到8级（C）的水平。老师结合学生的测试成绩、平时在校整体表现，兴趣、特长和资质给出建议评价，是学生选择中学的重要参考依据。

第三是初、高中阶段，这个阶段难度加大，分级较多，根据小学毕业测试的综合分级建议。

综合成绩最好的学生进入大学预科教育中学（VWO，preparinghigh education），学制6年，大约在第三年进行学科分类。毕业后可以进入荷兰的研究型大学（WO,university）。这种公立大学在荷兰仅14所，之后可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排在第二档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HAVO，highgeneral continued education），学制5年。毕业后可以进入荷兰的大学（HBO，college，荷兰的高等职业教育），这类大学在荷兰约有39所。之后，成绩优异的可以攻读硕士学位，不设博士学位。除非极个别的学生转入上一级中学，或在大学时选入上一级大学（WO, university），才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HBO较WO更加注重实践。

第三档学生进入第二普通中学，或称预科中学（MAVO，secondarygeneral continued education），学制4年。毕业后可以升入荷兰的中级职业教育或中级专科教育学校（MBO）。MBO分为4个层级，技能从需要协助到独立性依次提高。

第四档是VMBO系列中学，分为4个层级。学制一般为4年，毕业后可以升入荷兰的中级职业教育或中级专科教育学校（MBO）。

然后是Praktijkonderwijs(荷兰语)中学，即实践教育中学（practical education），学制一般为4年，课程设置和VMBO-BB接近，实践科目略增强。

最后是LWOO(荷兰语)中学，为辅助学习教育中学（Assisted learningeducation），学制一般为4年，面向基本技能（如计数、语法、阅读等）有问题或有严重的社会情感问题的学生而设，须在老师支持帮助下学习。

以上三个阶段都是义务教育，不收费。

第四阶段是荷兰大学阶段，WO本科学制3-4年，相应硕士学制为1-3年，完成学分和答辩即可。博士学制一般为4年，但大多数人无法在4年内毕业。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博士平均毕业时间为64个月，有的甚至超过8年。HBO本科教育一般学制4年，硕士为1-2年。

荷兰教育体系制度设计中，相邻层级可以互相转化，经过老师和学校的评估。中学和大学体系层级自上而下，理论减弱，实操增强。小学毕业初步分流、建立科学评价体系下资格认证的框架，使得荷兰大学的二元教育体系成为现实，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又很好的保证了制度的弹性。这是教育综合排名世界第三的荷兰区别于其他国家最大不同之处。

也许有人会问，小学毕业就几乎决定了一生的职业安排，科学吗？如果对老师的评估存疑，可否另作选择？实际上，由于评估一般都比较客观和准确，荷兰家长总体上信任老师的意见。而且机制设计上有互相流通的渠道，整个体系具有很好的流通性和适应性，评价标准相对客观。这个体系有两大重要特点，一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施教，二是合理的分类教育为社会提供合理分工的人力资源，社会更加均衡，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学习=知识×问题

荷兰的孩子为什么最幸福？

近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统计显示，荷兰儿童的幸福指数在31个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芬兰第二，美国第26位。

荷兰的教育重视培养兴趣爱好，锻炼动手实践的能力和探索的精神，形成正确的情感价值观，这些对未来的人生道路有重要的作用。在这里，老师鼓励孩子培养特长，并为每人建立一本“追踪档案”，其中涵盖学习进度、兴趣特长、交流能力等多个方面。荷兰人认为，学习=知识×问题。所以，在中小学的教育中，老师会为学生创造更多质疑、发问的机会。中学期间，每个学生都要交一份调研报告，选题和形式不限，其目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合作精神。实际上，不仅是中小学，大学、研究生的教育也都一直保持着这种训练方法。

土木学院助理教授王猛博士谈到，蒙特梭利教育法（Montessori education）在荷兰很受欢迎。它认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应尊重个体差异和个体发展曲线，不必强调横向比较。荷兰父母极其重视培育自己的孩子，大多遵循“独立、倾听、平等、沟通”的教育原则，他们会选择减少工作时间来陪伴子女，并且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每个孩子都很有自信，与父母平等地交流，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

有一次，笔者去莱顿大学调研，刚好是开放日。当地中学五年级的学生可以体验“上一天大学”。活动中有老师授课、志愿者讲解引导、高科技设备展示、实验过程演示、互动游戏环节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孩子了解科技的奇妙，可以激发其对科研的兴趣。

性格和基因是创造力的动力源

开放的心态、良好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国民的高素质、鼓励并要求批判性思维已经植根于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基因，成为其不竭创造力的动力源。

荷兰总体教育水平高。有数据统计，在25-65岁的荷兰国民中，有33.3%获得本科以上学历，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24%。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下称“TUD”）电子工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数学教授、TUD工会副主席Marleen女士介绍，荷兰创新力高的原因之一是学生可以自由说话、自由发问，思想没有条条框框的边界限制，自由创造了创新的条件。

在荷兰，知识受到尊重，很多人都在围绕自己兴趣做事。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完善的保障机制，使得绝大部分人都在围绕兴趣做事情，这极其难得。

此外，荷兰的教育重视独立思考，注重培养思维方法，并且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TUD为例，其理念是引导支持创新，强调卓越、影响力、参与度和开放性。学校的运作以教学研究为核心，资源由教授自行调配。这样一来，教授等教职人员可以专心做学问，有最大的学术自由。此外，TUD全部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和学术论文都要求上网并公开，方便共享和查阅。不仅如此，荷兰也是“open science”的倡导者，学术知识的公开和共享，减少了知识获取的成本和壁垒，并可以加强传播。这种信息的快速获取和快速迭代的能力，也决定着创新的能力。当然，荷兰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严谨，通过法律保障了创新成果的高附加值和价值。

土木学院刘琰博士生介绍，荷兰的所有大学包括TUD在内，都鼓励并要求所有学生的课程和计划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关于鼓励批判性思维，他们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如果老师说行，你要先思考不行；如果老师说不行，你要先思考行。”

访学期间，笔者也参加了几门博士课程和研究生课程，总体感觉所闻非虚。荷兰的学校确实特别注重思维模型构建和思维方法训练。例如，一门提升创造力的课程就极有意思。国外的上课形式及内容和国内大相径庭。两位老师，一男一女，13个学生，半圆围坐。师生相互介绍之后，便开始逐个场景的讲解和训练。课程中，以互动讨论为主。全部以情景代入方式教学，没有答案，只有问题和不断完善的问题。对于老师提出的问题，要连问5个“why”，还要问“why not？”同时，学生要不断交换合作对象，从不同角度去思考、讨论，综合完善并形成自己的认识和答案。这种训练可以不断地破除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用不同的体操动作训练大脑，用颜色和单词颠倒等等多种方式训练一心二用的能力。

在互动和轻松幽默的课程中，学习变得不再枯燥，更不是生硬的灌输。另一门课程——Basecamp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位老师，两个学生，整整一晚上，接近4个小时，内容就是对博士论文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协作，进而引导深入挖掘问题，直到找出问题的症结和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本人的《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d Society change（可持续创新和社会变革）》硕士课程，需要通过分组讨论、随时提问、阶段性确认理解程度、强化互动等过程，着重在概念模型、思维方法和合作精神等方面强化训练。该课程和其他课程一样，信息量极大、作业量很大，特别是为了完成作业还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一个小组为了完成一份作业，有时候要读十几篇学术论文，然后写出超过50页的分析报告。通过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思考和合作精神可想而知。

与Basecamp指导老师合影

调研中还发现，荷兰大学和实践结合相当紧密。例如，TUD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航空航天学系，并与荷兰国家航天实验室NLR，以及空军、航空公司紧密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TPM管理学院的陈鹏飞博士生谈道，TUD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里拥有并管理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应用于科研研究的小型的核反应堆（2兆瓦）,巴基斯坦“导弹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曾在此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航天学院设计的卫星可以发射上天（低空卫星）；学校还设有一个专门给学生做各种奇思妙想的实验场所，在TUD土木学院背后也有一个dream team，学生自治，做太阳能赛车轮船等，这些试验成功后都会向市场转化，最终形成创新产品和生产力。同时，大学研究院制度极大地提升了博士研究生教育及其研究的水平，有力地支持了创新，是荷兰国家创新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国际竞争力形成与提高的主要因素。另外，行业内被认可的学者可以到大学做兼职教授（老师），大学的教授也可以“下海”做兼职。周围许多学者都是这种情况，本人访学的导师Marcel教授以前就是业界的一位项目总监。这种极强的相互联系，可能也是其创新的动力之源。

根植于心的重商传统

前文在历史演变中提到，荷兰以贸易立国，形成了重商的传统。相应的，荷兰的教育也受到了影响，并予以强化。

在荷兰，学生从中学开始就被要求写商业计划，构思一个公司，通过调研确定可行的运营模式、管理结构、盈利方式等。如果发现好的商业计划，老师还会鼓励学生尝试。此外，学校还会经常邀请各界人士前来授课，让学生了解不同的行业。所以，荷兰的年轻创业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在中学五年级就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公司。

在TUD举办的企业家活动和企业展中，笔者遇到几个创业老板，都是TUD还未毕业的学生。原来，他们是休学创业！此外，在许多创业公司中也有很多学生志愿者，他们利用间隔年（gap year）的机会增长社会阅历和获得实践。这被学生们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机制，既多了选择，又增加了对社会的了解，同时也明确了自己需求和学习的方向。

对此，TUD土木学院叶光副教授谈到，荷兰社会极其重视独立个性发挥，注重把自己的观点培育成现实，开公司也就成为一种普遍风潮。当然，通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和积累，这些公司不一定会变大、变强，创业者也许会把公司卖掉，然后开启另一个创业之旅。

我眼中的荷兰社会创新力（二）

支撑创新力的社会文化

在历史、地理和教育的影响下，荷兰社会形成了自由、开放、包容、崇尚创新的文化，为创新力提供了支撑。

自由开放的环境汇聚人才

荷兰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国际化程度和非常吸引人的移民政策，使得这里聚集了一大批世界水平的高科技技术人才。他们聚集并创建了荷兰的高科技企业、创新机构、加工制造企业，并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同时，荷兰鼓励跨领域的多领域、多学科合作的政策，又使得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正向良性循环，构成了创新良好的生态系统。

埃因霍温（Eindhoven）高科技园区就是荷兰“产城融合”和“科技创新”的最佳样本，它也是飞利浦的诞生地。2013年，该地区因主张开放式创新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机构，以及位居全球第一的每平方公里人均知识专利数量，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城市”，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被评为“世界上最智慧的园区”。

为了促进交流，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在空间设计到设施、资源配备等方面，无不融入开放、关联与共享的理念，让不同的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能够随时进行交流。例如，这里的大楼通过无处不在的连廊连接起来，并设有一条交流街The Strip——一个400米长的建筑，涵盖8个不同主题的餐厅、一个会议中心和一系列商店、健身中心等服务场所。入驻园区，就意味着融入了成熟的商务生态系统。这里有最重要的信息交换、权衡不同想法、包容异议、挑战权威和解构矛盾的平台，思维在这里集中、碰撞和发散，产生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目前，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的入驻企业已超过140家，包括IBM、英特尔、ABB等，聚集了来自80多个国家的1万多名高科技人才。整个园区形成了一个由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初创企业、研究机构和服务型企业组成的完整创新生态系统，平均每天产生4项专利，占全荷兰专利的40%。

宽松成熟的制度构成创新生态

荷兰人特别注重遵从人性和事物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讲求实用。在访学交流中，多位学者提到，荷兰是全球首个推行“灵活工作小时”或“非全职工作小时”的国家，就是part-time机制。员工可选择每周工作25个小时，再用15个小时自己创业或做其他工作；偏重家庭的员工，每周可以有一天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

荷兰的观念中，建立平衡舒适的工作生活系统，是解放束缚、发挥创造力的前提，鼓励“一心二用”。但与国内做兼职不同，荷兰会严格控制分配时间，在总量是“1”的情况下去分配，不会让你挂空头衔，每一份分配履行相应的职责，对应相应的考核，并获得相应的报酬。受访者都认为该制度设计值得称道，对个人而言，从不同工作中收获更多信息和锻炼能力，更好地提升自己；对社会而言，它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促进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更增进了跨界结合和思维的融合。人们通过契约履行责任，通过主观能动性来提高效率，一切根植于生活，也擅于改善生活，极其有利于创新力的提高。

另外，荷兰人办事较有规则意识，相对尊重程序和规章，社会运转全部基于诚信，或者说是靠自觉，当然背后是他完善的法制体系和高昂的违法成本。在荷兰，大事小情几乎都要预约；重大工作启动前也必须经过大量周详的调查和考虑，包括对利益相关者的考虑。所以，许多事情看起来运转很慢，在平时特别不是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保持了持续稳定向前的态势。

例如TUD大学就是民主治理和集体监督的典型。诺大的学校仅有3名校领导，两名副校长中还有一个空缺；每个学院都是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有时候不一定设），且副院长没有实权，除非出现院长不在且授权的情况。还有一个教务长（Education Director）,据TUD土木学院叶光副教授介绍，他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学校运作透明，网上也有十分详细、清晰和具体的指引，几乎涵盖了各种可能。可以看得出，这套管理体系是长期总结、沉淀后的成果。据介绍，学校的治理机制中包含对话机制，特别是沟通委员会和独立声音。这是利益相关者独立管理机制，参与度高，反馈机制良好，很有价值。此外，学校在治理中很注重征集民意，而且不是走过场。

这些年，荷兰人不断地强调“价值”、强调“适应性”、强调“改变”、强调对世界的“影响”。代尔夫特理工大学178周年校庆活动的主题是“价值设计”，提出的高频词主要集中在“价值”、“为什么”、“创新”、“适应性”、“改变”、“影响”、“利益相关者”、“想象力”……这似乎可以视为一个构建创新生态环境的价值导向的缩影。很显然，开放包容为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生态土壤，制度基础和制度的成熟度也是创新动力的一个根源。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这种过于严谨和过细的制度，势必造成相对僵化的机制、过分强调个性带来的社会动员能力不足，也暴露社会真正向外先进成果学习的能力不强，社会组织能力相对薄弱的问题，荷兰的一条高速公路（A4）建了四十年因为最后的二十公里尚无法达成协议；阿姆斯特丹9.4公里长8个车站的南北地铁线，从1994年开始设计，1998年开始建造，2018才正式建成投入运营。这些都反映出社会行政效率低下。而在重大应急的群体性事件面前，比如面对此次新冠疫情，到目前为止（3月23日），笔者周围的荷兰人总体上都遵从政府的指引，社会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恐慌的情绪。但是，这种制度设计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实际是对资本的过度依赖，在需要和时间赛跑的情况下，政府决策和行动都很难跟上疫情指数级快速变化的节奏。

创新研究的可持续性和转化能力

在荷兰创新话题的访谈中，很多学者都谈到，由于资源有限、自然条件恶劣，所以荷兰人必须创新，应变求生存。这也使得荷兰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治水、智能交通）、高新科技、农业科技和高附加值产品研发、风能、太阳能开发、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一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笔者看来，有些创新是逼出来的，像港珠澳大桥的很多创新也都是被逼出来的。有些创新是善于利用既有资源条件，在现有约束条件下做最大的开发创造出来的。有些创新则是完全靠变革得来的。

敢于尝试，深耕细作

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荷兰超越瑞士和德国成为欧洲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全球范围内，荷兰仅次于新加坡、美国和中国香港，位居第四，中国排名28。

报告指出“荷兰的基础设施、政府职能（包括经济政策）和创新企业的日益增长均为世界一流”。TNO资深研究员和科学家陈玉森老师在受访时谈到：“荷兰社会的文化氛围、价值导向和社会保障最大程度维护了他们的创造力。荷兰注重可持续发展，摒弃浮躁，长期积累，推广发展，很多事情是经过规划后慢慢发展演变而来，有时候甚至是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社会普遍没有急于求成的心态。”

荷兰在车路协同及自动驾驶总体排名全球第一（KPMG，毕马威2018及2019年报告），这源于荷兰社会分工，创新及积累的机制：荷兰的研究型大学注重于原创思想，应用科学院注重把这些思想转化为技术，业界接力把技术推向市场应用，这种关系形成良性循环。

荷兰国土小，人口密度大，交通繁忙，因此十分注意提升交通管理的效率与安全。从2005年起，TNO就组织荷兰的产学研，共同研发新一代智能交通技术，在一条开放的高速公路A270上建设了新一代通讯系统，连接基础设施，车辆及交通控制中心。在这条高速公路边上，就是荷兰的汽车产业园实验室，也由此形成实验室及开放道路监测验证的闭环，或称体验实验室，加快了技术与产业的落地过程。

时至今日，这个方向的研究已经有15年了，政府及多家企业投入大量研发经费，使得荷兰在车路协同技术领域排名前列，并在欧盟及其它国家推广应用这些技术。点滴积累，踏踏实实，不卖概念，不浮躁。一项重大技术从概念，到试错，到原型，到测试，到成熟，绝对不是两三年可以做出来的。只有不断积累，才能或者才有可能取得一些真正的成绩。

世界第一条矩形钢筋混凝土沉管隧道——马斯河沉管隧道，1942年由荷兰人设计建成。该隧道位于阿姆斯特丹，参建人员完成了很多无人区的探索，创造了多项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条矩形混凝土沉管隧道、欧洲第一条沉管隧道；第一次将沉管圆形断面改矩形断面，使得注砂基础新工艺运用成为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条注砂基础的沉管隧道；该隧道加速促进了沉管隧道管节之间水压接头（GINA密封垫）的发明，也促进了大体积钢筋混凝土浇筑裂缝控制和混凝土抗渗能力等技术的高速发展。

因为荷兰一批沉管隧道建造时间早，荷兰人积累了丰富的沉管隧道运营维护管理经验，进而使其在隧道运营维护标准方面又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荷兰隧道安全标准（2006第一版，2013修订）被认为是世界最高的隧道安全标准。荷兰隧道工程咨询公司（TEC）为港珠澳大桥提供技术咨询服务，为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风险控制、细节处理和品质保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帮助。公司总裁、沉管隧道专家Han de Wit也因此获得港珠澳大桥“十大建设功臣”荣誉，成为唯一获奖的境外专家。此外，荷兰特瑞堡公司至今仍垄断着沉管隧道的接头止水带和节段止水带市场，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的止水带也都是使用荷兰公司的产品。

荷兰机械行业拥有强大的专业化中小型供应商并与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生态系统。他们关注创新性、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具有国际视野，在“模块化设计”机械方面的专业知识为该行业提供灵活性，为客户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同时又能保持很高的性价比。荷兰基础设施行业一直是高度国际化的，各公司已习惯于在不同文化和地域开展工作，他们始终第一时间接触到国际上最具典型意义的工程实践，让他们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始终走在世界的先列。

制度支持，勇于创新

荷兰政府在顶层设计上也为创新提供了支持。据荷兰隧道工程咨询公司（TEC）李英博士介绍，为了加强竞争力，同时避免在荷兰国内竞争，政府支持企业在国内收购和合并/兼，把一个领域只交给一个单位，进而集中国家力量在该领域长期深耕，瞄准国际竞争。这种方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比如TEC,1988年在荷兰交通部的支持下将三家荷兰优秀的有隧道和地下工程经验的设计咨询公司组成永久联合体而成立“TEC”，虽然TEC的三家成员在荷兰国内的隧道和地下工程仍然是竞争对手，但到国际上只有用TEC名字对外，利用三家单位的强大实力获得国际竞争力，这样在国际上只有一家荷兰公司去竞争，至今为止参与了世界上包括港珠澳大桥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重大沉管隧道项目，有力地支持了TEC成为世界沉管隧道设计的领先企业。TEC的母公司RoyalHaskoning DHV(荷兰皇家哈斯康宁德和威公司，是由哈斯康宁和德和威两家荷兰顶尖的业务类似的跨国独立咨询公司合并而成。合并之前，两家不但在国内强烈竞争，同时也在国际业务强烈竞争，经常两败俱伤。合并之后公司实力大增，大大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荷兰国家应用科学院是荷兰创新的飞轮，成为荷兰应对社会挑战和增强荷兰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在此工作的陈玉森老师介绍，自成立至今的88年里，TNO的使命始终是将人与知识联系在一起，以创新和可持续的方式提升行业竞争力和社会福祉。作为非营利性机构，TNO代表有目的的创新，荷兰国家制度设计使得他们发展知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实际应用，重点扶持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地难题。TNO仅获得政府25%的资助，其它75%必须结合市场，为业界服务，因此能够给业界提供一流技术，又不与业界争夺商业市场。“将复杂的问题转变为具体的创新”，“为就业、福利和福祉而创新”。

ASML研究员蔡东斌先生还补充介绍了一个荷兰政府鼓励尝试，鼓励创新的机制。荷兰的一个欧洲领先的技术孵化器公司（YES！Delft），在TUD企业展时我也和这家企业聊过，他们专门跟进创意项目，积极参与创业公司从创立整个过程，通过企业家精神和广泛的创业生态系统帮助创业者，以赋权并帮助创业者来实现目标。他们提倡通过共同努力，共享成功和失败并激发无限志向驱动的文化，为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创业者提出申请并经他们评估通过后都会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每个项目每年大概2万欧元左右不等，每年大概都会投几十个创意项目，TUD每年硕士、博士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有获得资助的。

在荷兰防水治水的历史中，世界闻名的三大水利学院之一的三角洲研究院是一个典型的以制度设计推动创新的案例。三角洲研究院有90多年的历史，是荷兰水治理的技术核心，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政府将其定位为除了本国的事情外，只做世界上其他国家做不了或者有挑战的事，并且，承接任务时只收取成本，不允许赢利，同时，它也是欧盟的智库。三角洲研究院还拥有世界上最先进也许是唯一的三维波浪池，其另外一个开放式水槽，可以制造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波浪（最大波高4.5米，最大波周期20秒）。特别令人惊叹的是，三角洲研究院将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所有的物理模型和知识积累基本都转化成数学模型，建成了覆盖荷兰全国河湖水网的水位调节、监测、预报系统。在该系统基础上，配合3-72小时精准的天气预报系统，可以实现全国范围4万多平方公里内所有的开放水体和地下水体的水位自动调节，保证城市没有内涝，广大农村大雨不涝，干旱时节不受海水入侵导致的地下水变咸的威胁。

每每提起此案例，笔者都由衷叹服。自笔者来到荷兰后，不论晴天还雨天，河流水位几乎没有变化，而且许多河流的水位都极其接近河堤或者水位就在路面标高之上。据中国疏浚协会海外专家、TUD-3ME学院的陈修涵研究员介绍，该系统几乎是一个全自动的水利控制系统，经过40余年的开发迭代，目前已经非常完善，并且应用良好。实际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世界各国几乎同时起步，但荷兰人因为专注、持续以及政府推动集中攻关，进而走到了前列。此外，荷兰人在流域治理、污染治理、地热开发、防浪设计等方面，皆有很多创新的成就，信息量太大，无法一一记叙。

TUD土木学院Marcel教授特别介绍了荷兰治水的“圩田模式”。荷兰在与水搏斗的过程中，深入了解自然地理条件，修堤筑坝、抽干湖(海)水，进而得来圩田(Polder)。“圩田模式”(Polder Model)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人类治水实践和创造力的优秀成果。由于很多大型水利项目涉及多人利益，因此，实施每一项工程前，相关负责机构都要召集多方人员进行大量的协商与论证，反复权衡各方利益，互相妥协，最后达成一致。这是“圩田模式”在实际决策中的体现。整个过程虽然比较耗时，但是某一计划或政策一旦通过，就能够得到顺利贯彻执行。“圩田模式”不仅是治水策略，也是荷兰与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寻求共识、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以制度设计推动创新的案例。据TEC李英博士介绍，荷兰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国际上，哈斯康宁德和威集团在新加坡完成的圩田开发项目详细设计和工程设计项目（810公顷），2018年荣获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颁发的创新工程奖(设计)奖。

鹿特丹新水路上的防洪闸

优化整合，循环利用

荷兰在利用既有资源推动创新上，可谓到了极致。

荷兰的创新优势在于最优化地整合、利用已有资源，找到性价比最相宜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在创新力发掘上，荷兰倡导“Think out of the box，but first look what’s inside”（跳出盒子前，要先看清盒子里有什么），表明创新除了要突破框架，也不能忘记已有资源，提高可用资源的效力，才能事半功倍。此外，在创新推动中，荷兰人特别注重可持续发展，往往是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酝酿培育，慢慢坚持渗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

在新能源的研发上，从过去的风能、水利、太阳能，到如今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荷兰都走在了世界最前端。目前，荷兰已经开始利用海藻制造出环保塑料、人造纤维和动物饲料，举世瞩目。就说用海藻生产鸡饲料吧，其他国家无非是提取藻类蛋白让饲料更具营养，而荷兰的做法是把饲料、养鸡、产蛋和排泄物一个环节都不落地做成一条绿色生产线。目前，荷兰式的绿色养鸡场已推广到了全球许多国家。

在垃圾处理和废物利用上，荷兰也不甘人后。比如，用生态塑料和PET宝特瓶设计制造出轻便坚固又可爱的儿童手推车Greentom，其原材料均可以回收和循环使用。还有很多优化和注重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创新案例。比如荷兰的“城市屋顶农场”，海牙有一座30米高的大厦，其屋顶开辟了一个1200平方米的蔬菜大棚，大棚下面一层还拥有一个370平方米的养鱼池，其独特之处是对水的循环再利用。养鱼池里的带着鱼粪的脏水成了楼上农作物的肥料，农作物“净化”后的水又流到楼下的养鱼池里。通过这种循环系统使水的消耗量降低了90%。

又如，荷兰有全球第一个能够自给食物、能源，并能实现废弃物自循环的“永续社区”——ReGenVillage，号称生态社区中的“特斯拉”。它将前沿的科技元素与自然生态和谐有机的结合，用充满未来感的人居环境，将“乌托邦”逐步变成现实。这个永续社区方案包含了五大核心规划理念：基于社区的高产有机农业、自产能房屋、混合再生能源与储集、水资源与废物循环、赋能本地社区。